第二年，又下令征收汉地、江南的弓箭和其他武器，并分为三等，下等的毁掉，中等的赐予近居的蒙古人，上等的储藏起来。后来，连汉人、南人畜养鹰犬打猎也不允许。
在经济科取方面，对四等人的规定也不平等，比如，括马，政府曾经规定，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二，汉人和南人则全取，等等。
忽必烈时期四等人划分已经存在，出现了种种不平等规定，实际上蒙古人下层民众也未享受到优等民族的待遇，相反，被列为低等人的汉人和南人的上层分子却享受到了优等民族的待遇。
忽必烈规定汉人不得参与军机，皇帝赴上都时不准汉人留守大都，却破例让汉人郑制宜留守大都枢密院，郑制宜谦逊推辞，忽必烈说“汝岂汉人比耶”,竟留之。
再如，中书省的要职原则上不许汉人和南人担任，忽必烈却让汉人史天泽担任最高职务右丞相，汉人王文统、赵璧任过平章政事，张启元也任过右丞，张文谦任过左丞，商挺和杨果任过参知政事，等等。就是一般汉族大地主也照样享受优厚待遇，而被列为上等的蒙古民族中的下层人民，在繁重的军役和赋税负担之下，日趋贫困，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被迫到处流浪，甚至有沦为奴隶，被贩卖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