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往往偏于学术、技艺，然人之可用与否，实尤在其德与才。世固有不能读书，亦无膂力，而践履惇笃，足受命于危难之间，智计纵横，可与谋于仓卒之际者。偏于学艺，宁免弃才？今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立意可谓周至。且不专于文而兼及于武，尤智德而外，不废体育之义也。自来言教育者，多偏于文，南北朝之世，颇有兼重武者。《齐书·崔祖思传》：祖思启陈政事，谓宜于大庙之南，引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魏书·韦阆传》：阆族子或，为东豫州刺史。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表立大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皆其事也：亦兵争之亟使然欤？朗又言“国学宜详考古数，部定子史，令书不烦行，习无糜力”，尤足救支离破碎之弊。必如此，乃可施诸人人，而非复经生之业也。
《梁书·儒林传》言：“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大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横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