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或者敘事方式，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或者為爭取獨立，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
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是不是只有娛樂化，奇觀化的視聽形式，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看得我異常不安的，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的文字來交代主角往後人生，形式與故事的政治性背道而馳，一位一生反美，努力將第三世界的聲音帶到西方的記者，竟然是以美國電影中的大英雄視覺來講述，這不是一種諷刺和不尊重？還是你想記者從棺材彈出來找你這班創作者算帳？
阿尔·帕西诺的表演完美赋予了一个偏执狂以仿佛能够为整部电影注满血液的毁灭性气质，这种气质像毒品一样引诱着帕西诺所饰演的毒枭托尼一步步从古巴的政治犯成为叱咤一方的大毒枭，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他想要的全世界，从不满足到愈发不满足，直到欲望与偏执的浪潮下完成自毁的悲壮谢幕.
偏执让他拥有一切，偏执让他不屑于撒谎、伪装、暗算，偏执也让他承受着任何毒品与财富都化解不了的不安与孤独.
在一股由欲望驱动的暴虐与疯狂之下，帕西诺完成了一个天才级的自毁过程，这个过程与试图和美国对抗的夜郎之国古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对应感.
然而由于帕尔玛和斯通对于一个人从诞生到毁灭的全过程细节的过分迷恋，同时又缺乏对一个人灵魂层次的微妙再现，他们试图用愤怒的力量感瓦解观众思考的本能需求，可最后的结果却是，除了帕西诺，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改编自2018年泰国洞穴救援事件，讲述在泰国清莱省一个被洪水淹没的洞穴中，营救多名野猪足球队队员和教练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