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今年做横向比较，不为情绪提供戏剧出口是比《诗人》《诗人》更“现实”的最大特点，对这种直观体验的经营也意在指明困境的无解.
除了情法冲突，郭京飞的角色带来的价值观冲突也让本片的现实肌理更丰富，但仍然免不了在没有野心的文本和贫瘠的影像之间沦为鸡肋.
杨幂的表演空间和要求都极大：让普通观众代入边缘人视角、还要被她一再做出的大幅度戏剧动作说服，绝不可能仅仅仰赖于“同为弃婴的先天联结”和“生理缺陷转移母性输出”这样的基础设定，而主角的表演便是作品在关注对象与呈现对象之间架起的首要桥梁. 显然，只做到不掉线是不够的（且不论口音时有时无），“完成表演”的结果注定让本片自说自话，留下无法逾越的共情鸿沟. 是稀缺的现实主义，但不是成功的现实主义：不成功的现实主义相比成功的类型化操作，哪一种是对现实题材的浪费？新现实主义中群像叙事并不多见，罗西里尼的《诗人》是为数不多的几部之一，但《诗人》更多的是集锦，而非属于真正的群像叙事，本片的存在则填补了这个空白. 电影开头使用长镜头追踪第一位女主的运动轨迹，并以此来介绍环境，此后在逐渐聚集的人群中交叉交代个人的身份与状况，并介绍聚焦原因，在进入公寓之后，借用工作这一麦格芬，使众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并在此过程中体现个人性格，最终随着矛盾的爆发到达文本上的高潮点——楼梯垮塌，此后叙事地点转入医院，并引入更多的人物，叙事社会化表述描绘真正的开始，事件并由此单线发展，突出个人的困境，随着地点的转变，单人困境得以最终得到解决，事件纠纷则有转移到了事故发生的所在公寓，随着无解问题的最终放弃，与之搁置的还有无法解决的社会贫困问题，恰似门外还在站着的那个等待工作的姑娘. 影片剧本由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与长期合作伙伴尼古拉斯·迦科波恩联合撰写，故事主角是一位著名的墨西哥记者、纪录片制片人，多年之后，他回到祖国，试着真正面对他的身份、家庭关系、愚蠢的个人回忆，以及墨西哥的过往和现状.
